随着银监会、保监会的合并，一些监管官员调往金融机构的情况越来越多，这或许能对一些金融机构的风险管控、合规起到积极作用。
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（AMC）高管的“大挪移”悄然发生。
近日，有消息人士向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证实：“银保监会信托部原主任邓智毅出任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‘中国东方’）总裁，原总裁张子艾调往中国信达(港股01359)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‘中国信达’）。”
此前，中国长城(行情000066,诊股)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中国长城”）和中国华融(港股02799)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中国华融”）已经先后于3月和4月迎来“新掌门”。
中国东方迎新掌门
邓智毅的新身份尚未得到“官方授权”，但他已经出现在了由中国东方主办的“新形势·新资管·新征程——2018中国AMC战略合作高峰论坛”现场。
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从与会嘉宾处拿到的会议资料中发现，邓智毅是以中国东方党委副书记的身份出席论坛，其名片头衔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。不过，目前这项任命还在走流程。
公开资料显示，邓智毅曾任银监会消费者保护局局长，山西银监局党委书记、局长，湖北银监局党委书记、局长。他先后在人民银行资金管理司、计划资金司、货币政策司、银行监管一司工作多年，2002年开始全程参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，有扎实的金融理论基础和丰富的金融实践经验。
2015年初，银监会正式成立信托监督管理部，邓智毅成为信托部的首任主任。3年多来，信托业已由15万亿元资产规模跨越式发展至2017年末的26.25万亿元，行业发展壮大，成为中国第二大资产管理行业。
在监管风格上，邓智毅态度强硬，积极促进信托业去杠杆、去通道，严抓通道业务。今年3月，在原银监会十部门会议上，邓智毅表示，在遏制信托通道业务方面，《关于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》对增长较快的银信通道业务进行了严格的规范。
从实践来看，政策功效比较明显。截至今年4月末，行业信托资产余额25.41万亿元，比年初减少8334.59亿元。其中，事务管理类信托资产余额14.97万亿元，比年初减少6719.65亿元。银信类业务实收信托余额11.66万亿元，比年初减少5619.08亿元，降幅4.6%。
这样一位有着监管背景的新“掌门”会给中国东方带来哪些变化？有业内人士告诉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：“个人对一家公司的影响不会在短期内有所体现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中国东方将会有更大发展。”
截至2018年3月底，中国东方合并总资产10204.27亿元，较年初增长4.09%；净资产1268.16亿元，较年初增长8.34%。下一步，中国东方将新增资本更多地配置到不良资产业务板块，今年中国东方母公司计划筹措1000亿元资金投放不良资产市场，并加大与地方AMC和金融机构AMC合作力度，提高不良资产业务占比，持续优化集团业务结构。
另悉，在邓智毅离开后，湖北银监局局长赖秀福即将接棒，成为下一任信托部主任。
人事大调整将收官
随着邓智毅新身份的尘埃落定，四大AMC人事大调整“收官”在即。
这场AMC人事大调整最先始于中国长城。今年3月26日，中国长城董事会聘任周礼耀为公司总裁。事实上，2017年6月，中国长城原董事长兼总裁张晓松退休，周礼耀就已被指派代行总裁职权。
公开简历显示，周礼耀1960年12月生于上海，复旦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经济学硕士，高级经济师。长期从事金融工作，曾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，兼任上海长城投资控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董事长、长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、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董事长。
与中国长城相似，中国信达原董事长侯建杭也是到龄退休。中国东方党委副书记、副董事长、总裁张子艾成为其“接班人”。5月18日，张子艾就任中国信达党委书记，提名董事长人选。中国信达作为H股上市公司，张子艾任职董事长还需要经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通过，最终任职资格由银保监会核准。
根据公开信息，张子艾曾任中国银行(行情601988,诊股)(港股03988)广东省分行副行长，2005年被任命为中国东方副总裁，2010年5月担任中国东方总裁一职。上述市场人士提及，1999年中国东方成立时，主要是接收、处置中行的不良资产。从这一方面而言，张子艾与侯建杭的履历颇为相似。
与上述三家AMC不同，中国华融的人事变更是一场“闪电战”。4月17日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，中国华融党委书记、董事长赖小民个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。
4月18日，广东银监局原局长王占峰接替赖小民担任中国华融党委书记。6月29日，经公司董事会通过，王占峰当选中国华融董事长。
与即将上任的邓智毅颇为相似，王占峰也有着多年监管经验。他曾先后出任原中国银监会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副主任，山西银监局党委书记、局长，广东银监局党委书记、局长等职务。
“从四大AMC的高管‘腾挪’看，除个别特殊情况外，其他调整都属于正常的工作调动。”上述业内人士告诉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，“不过，随着银监会、保监会合并，一些监管官员调往金融机构的情况越来越多，这或许能对一些金融机构的风险管控、合规起到积极作用。”
